旅游

去看看

結伴同行

濱州旅行家

全域旅游

無A景區

筆者的老家龐家廟村，位于沾化區大高鎮。據沾化志記載，龐家廟村始建于宋代，由一龐姓人立村，已有近千年歷史，是沾化最早的村子之一。在筆者幼小的心靈里，對龐家廟印象最深的就是村子小、人民窮、環境差。從建村至2011年，村里人口一直保持在70人以內，房屋不到100間。由于村子小，解放后政府就把它歸屬到溝盤河北邊的孔家村管理，統稱孔家大隊龐家廟村。村子小，土地少，又都是鹽堿地，在靠地刨食的年代，糧食收入少，祖祖輩輩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到了秋后，有活動能力的人就分兩路外出謀生：一路到渤海灣邊的大孤島一帶去撿野貨，如野豆子、黃金菜種子等，為明年春天度荒做準備；另一路就沿路乞討到濰縣（濰坊一帶），到來年麥收前返回。解放后，生活雖然有了一定改善，但仍沒有擺脫貧困的局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我國制定了強國富民的大政方針，中央又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富民政策，使龐家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是全村富起來了，土地實行承包責任制后，極大地調動了村民的積極性，過去畝產不過百斤糧食的土地，現在實現了畝產千斤糧，解決了溫飽。區委、區政府又及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在全區大力種植冬棗，村里家家戶戶都有冬棗園，每年的9月至11月是沾化冬棗收獲季節，全村像過年一樣忙碌起來。3個月的忙碌，有的家庭收入達30多萬元，為客商服務提成就有十幾萬元。有錢了，青年人有的還在濱州買上了樓房，家家有了小汽車。居住環境也好了。村里通上了電，開始了電氣化時代；2000年村里通上了自來水，結束了祖祖輩輩喝咸水的歷史；村子里修上了柏油路，安裝了路燈；交通四通八達，205國道在村西500米處貫穿南北；連接榮烏高速公路的濱博高速大高出入口距離村子2公里，到北京、天津、濟南做生意的人朝出夕歸已成現實。村子也大了起來。2012年大高鎮黨委政府投資150萬元把溝盤河北邊的孔家村整體搬遷，實現了兩村合一。這樣既騰出土地100多畝，又對全村實行有效領導和管理。條件好了，外村的姑娘也愿意嫁到村里來了。現在村里人口已接近300人，一舉摘掉了“光棍村”“小龐家村”的帽子。2016年大年初一，筆者回家拜年，發現進村的公路旁排著十幾輛汽車，剛剛建起的兩層樓房整齊、漂亮，和城鎮居民小區幾乎沒有什么兩樣。在拜年過程中，筆者看到村民家中高檔的家具、現代化的家電相當齊全。在村民的歡歌笑語中，筆者看出人們對現在生活的滿意和對未來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老年人說的多是吃得好了，穿得好了，住得好了；中年人說的多是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年輕人說的多是交通好了，通迅好了，與外面聯系更密切了。村里有人利用網絡做生意，不出門就能賺錢。有的在網上還找到了外地媳婦。（通訊員王振江）責任編輯胡旭陽

黃河號子——沉淀在心靈中的濃濃鄉愁

在老渡口，西紙坊村的老船工們又唱起了曾經熟悉的黃河號子。“升起來啊，嗨喲！使勁拉啊，嗨喲！拉到頂啊，嗨喲！”2月22日，西紙坊村79歲的黃河老船工張增仁和當年的老伙伴唱起了升帆號子。俯瞰與黃河為鄰的西紙坊村。西紙坊村位于濱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里則街道，南鄰黃河，北靠黃河大壩，黃河灘涂開闊，交通便利。全村有280多戶人家，當年有各種船只50多艘，由于船多流動人口也多，在村南邊建起了黃河渡口，取名蝎子彎，現在在黃河岸邊仍依稀留有一點渡口痕跡。在村黨支部書記張海濤家保存的一張1992年渡口船工合影。黃河船工祖祖輩輩生活在黃河上，漂泊在黃河上，生活在木船上。他們對黃河了如指掌，把船視為自己的家。在與黃河風浪搏斗的生活實踐中，船工們創作出了豐富多采、獨具特色的黃河號子，有“行船號子”“升帆號子”“探水號子”等等。80歲的張守波老人行船不到一年就參軍去了朝鮮，但他對黃河號子并不陌生：“黃河船工從來是不行‘啞巴船’,船工們一投入工作，就開始唱號子，船上岸檢修要唱，檢修后拖船下水也要唱！”79歲的張增仁四輩人都在黃河上行船，他16歲就開始了船上的生活，對黃河號子無比熟悉。唱得盡興，68歲的張樹堂比劃起拉船的姿勢。黃河船工長年累月航行在千里河道上，對黃河兩岸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行船時看到什么景物，就唱什么。最初黃河船工號子可能是一個人或多個人現編現唱，傳唱的多了，便會逐漸向外流傳。黃河上拉船，需要很多人集體勞作，必須統一行動，這就要靠號子指揮。黃河號子節奏明快，朗朗上口。領號人喊完一句，眾人齊接：“嗨呀！嗨呀嗨！”船工們不僅用號子來調節單調、繁重的體力勞動，也用歌聲來描繪黃河景色，抒發他們對大自然的熱愛。聲聲號子，反映出船工們的喜、怒、哀、樂、憂、怨、悲、歡。黃河船工號子，伴隨著船工的勞動，是船民生活的旋律。（濱州日報/濱州網記者田軍通訊員時志軍趙清華侯磊）責任編輯胡旭陽

非洲油畫家在濱州體驗春節文化

采風寫生“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你在非洲，而我在中國。”有人在朋友圈中如此感慨。不過，隨著科技的發展，交通的便利，許多非洲朋友來中國過年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蘇丹油畫家穆罕默德·法道在祖籍惠民的京城文化人翟新華的帶領下來到了山東濱州，采風、寫生、吃餃子、放鞭炮，和中國人一樣歡歡喜喜過大年。寫書法今年的春節天氣格外溫暖，大年初一，惠民武定府衙景區的廟會熱鬧非凡，人們賞民俗，品美食，看表演，體驗濃濃年味。廟會開設了非物質文化展示、草根明星演出以及富有參與性的郡主拋繡球等系列特色項目。地攤上的“鳥字書法”深深地吸引著這位來自異域的畫家，興奮的他拿過筆寫幅穆斯林書法送給攤主，引得圍觀的群眾掌聲四起、笑聲一片。在魏氏莊園感受民俗魏氏莊園門前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踩鼓劉村大鼓，特意為這位遠道而來的貴客擂響，鼓聲雷動，響徹天際。魏氏莊園城堡式民居建筑群由樹德堂、福壽堂和徙義堂組成。在徙義堂制鼓展廳，這位畫家驚嘆道：“原來鼓是這樣‘踩’出來的呀!太神奇了。”在黃河岸邊在黃河岸邊，這位來自尼羅河畔的畫家，從來沒見過冰塊在水上漂浮的景象。他困惑地詢問：“河中有許多像水雷一般的武器在干什么？”我們告訴他：“預防冰塊堆積，他們是在執行破冰任務。”望著滾滾而來的大塊浮冰經過無數“水雷”區后，接連不斷的嗵嗵聲，粉碎后的浮冰一涌而下。法道豎起大拇指說：“中國人真聰明。”在濱州過了一個原汁原味的中國年，這位非洲畫家已經愛上了這座黃河岸邊的城市。法道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濱州舉辦自己的畫展，讓更多的濱州人通過自己的畫展了解尼羅河流域的文化、了解蘇丹、了解非洲。穆罕默德·法道出生于蘇丹共和國巴伯市，1994年1月自蘇丹大學造型與應用藝術專業畢業，師從“非洲現代主義之父”易卜拉欣·埃爾薩拉希。十幾年來在蘇丹和沙特等阿拉伯多家藝術院校從事美術教育工作。2010年法道加入國家藝術家聯合會。他的作品不僅被蘇丹國家博物館收藏，更被沙特王室、迪拜酋長、各國石油商、歐美日等知名畫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貨幣基金會等購買收藏。法道先生部分作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官Erasmus先生攜夫人及家族成員參觀法道在烏姆杜爾曼文化藝術中心的展覽時，高度評價法道先生的創作，“從他的作品中你能感受到溫度，這種溫度不是主觀地將一切靜止固定，人物或場景的具體感觸像擁有魔力一般在跟人們交流。”隨后Erasmus先生邀請法道先生赴迪拜舉辦個人油畫作品展，Erasmus夫人與女兒主動要求收藏法道先生作品。2014年KIA集團舉辦“文化遇上技術”為主題的法道個人非洲油畫和汽車聯展活動。展出中一位迪拜富豪一口氣購入法道先生三幅油畫，“他的畫喚起我童年的幸福往事，使我輕輕松松享受快樂和滿足。”KIA集團蘇丹總裁見此場景，說道：“技術可以滿足人類對未來的想象，而文化可以慰藉心靈的愉悅，二者缺一不可。”2015年12月，法道在中國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美術館成功舉辦“烈日灼心”個人油畫作品展，帶有非洲氣息的作品在北京引起轟動。中國著名文化學者、藝術品投資專家呂立新先生評價他的作品：“黑得自信、紅得霸氣”。2016年1月，法道在北京舉辦“慶祝蘇丹共和國獨立60周年法道油畫作品展”，受到與會各國使節的高度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稱法道的畫：“從非洲大地走出的，帶有遙遠部落氣息的作品；喚醒人類自身的認知，文明無處不在。”·展覽·1994年：畢業作品展1996年：法國文化中心展1996年：蘇丹喀土穆希爾頓藝術家聯展1996年：利比亞國家藝術家聯展1996年：英國文化中心展2007年：蘇丹國家博物館藝術展2008年：沙特阿拉伯王國巴哈藝術展2014年：烏姆杜爾曼文化中心展2014年：喀土穆KIA集團”文化遇上技術”展2015年:中國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美術館展2016年：慶祝蘇丹共和國獨立60周年法道作品展（濱州日報/濱州網記者李洪勇實習生王秀杰）責任編輯胡旭陽

“歡樂迎春文化薈”鬧火新春 15000余人受益，掀起猴年新春文...

這邊書法筆走龍蛇，那邊猴兒鬧春笑聲一片……2月22日，正月十五，“歡樂迎春文化薈”丙申年春節系列活動圓滿落幕。正月十五，市文化館群星廣場上開展了熱鬧的元宵文化活動。該活動自1月28日至今，以濱州民俗為根，共舉辦講座6場，文藝演出11場，培訓3場，互動項目57期，非遺展銷7天、參展項目9家。整個活動受益人群15000余人。這次春節系列活動由市文化館主辦，旨在積極挖掘傳統文化資源，充分展示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底蘊和淵源，最終為廣大市民呈現了一場規模大、特色濃、項目多、節目精的民俗文化盛會。孩童感受“指尖上的非遺”。據了解，該活動分七個特色項目，分別是：“舌尖上的非遺”、“指尖上的非遺”、“百子納福繪新春”兒童美術作品展、“名家面對面系列講座”、“春天的邀請舞蹈大講堂”、“福到丙申·2016年全國春聯書法大賽優秀作品展”。它們分別以舞臺表演、民間文藝團隊展演、傳統手工技藝互動、美食分享品嘗、美術展覽等形式呈現出來，集中彰顯了“文化強市”戰略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成果。效果顯而易見。如“福到丙申·2016年全國春聯書法大賽優秀作品展”收到來自全國30多個省、市的8000余幅春聯作品；“舞動春潮”2016廣場健身舞展演參與人數多、規模大，集中展示了全市廣場舞的最高水平，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舞動風采的文化旋風；如市國家一級演員荊延國帶來的呂劇課堂，既有濱州戲曲史的娓娓道來，又有樂隊的精彩助陣，還有小戲苗惟妙惟肖的演繹，讓現場觀眾看得投入，聽得陶醉。家長與孩子共制“福”字。市民在書法課堂上練習。“舞動春潮”2016廣場健身舞展演。“群星燦爛”2016百姓才藝展演中的二人轉節目。（濱州日報/濱州網記者劉清春通訊員吳延香）責任編輯胡旭陽

北辛文化時期的藝術與經濟形態(下)

孔子在《系辭下傳》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可以說“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句話道出了一切藝術的來源。據目前考古發掘來看，考古人員曾在章丘小荊山遺址和西河遺址發現了少量的后李文化時期陶豬和陶人面等陶塑作品，其作用現在雖然還不清楚，但顯然是當時較為成熟的一種藝術形式，應與當時人類對自身及身邊事物的關心與了解有關。豬是人類最早馴化的，也是馴化數量最多的，可供給人類肉食的一種動物。人們塑造陶豬這一藝術形象應該寄寓著他們祈望擁有、繁殖更多豬，以獲得更多肉食的愿望。陶人面則應是出于早期人類對自身的了解，或是對祖先的崇拜產生的一種類似后世祭祀意義上的神圣物品。濱州后李文化時期的孫家遺址由于未經正式考古發掘，尚未發現類似的陶塑作品。但到了北辛文化時期，各種脫離單純實用目的的骨蚌類裝飾品開始大量出現，說明人們的審美意識已逐漸從生活和祖先、自然崇拜等信仰中獨立出來，具有了相對成熟的特性。西南莊遺址出土的蚌飾骨蚌飾品大量出現，獨立審美意識開始成熟骨蚌器由于質地較軟，宜于加工，遠古時期的人們在將其制作成生產、生活工具的同時，也不斷地將自己的審美觀念灌輸其中，從而形成了脫離于單純實用目的的裝飾品。這種裝飾品是人們審美觀念不斷成熟的產物，是先秦時期，特別是新石器時期人們裝飾的首選物品之一。在鄒平西南莊遺址北辛文化地層中，除去出土大量與農業、漁獵有關的蚌鐮、蚌刀、骨刀、骨錐、骨鏃等生產、生活類器物外，還出土有大量北辛文化時期的骨笄、骨飾、蚌飾等裝飾品。其中，有1件圓形鋸齒紋蚌飾，直徑2.1厘米，厚度只有0.12厘米，中間鉆孔，孔直徑0.4厘米。蚌飾外沿為均衡細密的鋸齒紋，制作十分精致。這件骨飾應該是當時穿繩系戴在身上的飾品。還發現了幾件蚌飾，也都飾有細密的鋸齒紋。還有一件圓形骨飾，也在四周飾有陰線刻的鋸齒紋。當時，蚌鐮、蚌鋸等生產工具十分發達，尖銳的鋸齒紋利于糧食作物和植物的收割。這種來源于生活的鋸齒紋也在人們的觀念中逐漸深化，從而成為人們審美的一個重要追求。骨簪心形骨飾品管狀骨飾品在西南莊遺址北辛文化地層中，還發現有管狀和環狀骨飾品，另有一件修整成漂亮心形的骨飾品，非常精致。用于裝飾的骨笄發現的數量更多。這些骨笄多呈細長圓柱體或扁柱體形，尖端多為尖錐形，有的尖部較鈍，但很光潤。這些骨笄全部通體磨光，有的素面，有的飾有凸弦紋，十分美觀。這些飾品都已經脫離了單純實用的目的，突出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審美意識已十分成熟。北辛文化時期的社會形態生產工具是人類賴以征服自然、改造社會、謀取生活資料的主要手段，是生產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主要標志。通過西南莊遺址發現的大量遺物，可以推知當時的農業、家畜飼養業、漁獵采集業和手工業等經濟狀況明顯進步于后李文化時期。北辛文化時期的經濟形態是以農業為主、家畜飼養業和狩獵采集為輔的農耕模式，手工業仍處于從屬地位，但整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別是各種造型和裝飾藝術的出現，說明北辛文化時期的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相應地引起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此時，母系氏族公社經過最為發達的全盛時期，進入晚期階段，并開始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而所有制形式也相應地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慢慢轉化，婚姻形態則發展到對偶婚階段。此時，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單位可能已經出現。家庭的出現主要表現在房屋結構的變化上，即小房子的普遍出現，并替代了后李文化時期流行的大房子，這很可能是較小的人口單位——家庭產生的一個標志。后李文化時期的房屋，室內面積多在30平方米左右，有的甚至超過50平方米。而北辛文化時期的房屋一般只有4－6平方米，達到10平方米的都十分少見。西南莊遺址北辛文化地層由于被淤沙所擾，沒有發現完整的房址，但發現了大量與墻皮、居住面或其它建筑遺跡有關的紅燒土塊。這些紅燒土塊厚度在5－10厘米左右，一面平整光滑，另一面有蘆葦和灌木條等印痕，證明西南莊遺址也有大量房址的存在。由于西南莊遺址出土文物比較豐富且具有典型性，一段時間內考古學者將分布在青州、臨淄、周村、長清、章丘、鄒平等地的以西南莊遺址（原稱為苑城遺址）為代表的文化性質基本相同的十余處北辛文化遺址統稱為北辛文化苑城類型后來又有學者稱其為魯北類型以該類型為例，目前發現的完整房址僅見于位于臨淄的后李和位于長清的王官遺址，均為半地穴式，平面多呈圓形，面積在10平方米之內，大多只有4－6平方米，有斜坡式門道。西南莊遺址的房屋結構應該與其大致相同，也以小房子為主。從大房子到小房子的變化，不是人們的房屋建筑能力下降了，而是應社會需求出現的一種新變化，此時的每座房子應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和消費單位，是家庭產生的一種標志，而非后李文化時期的母系大家庭模式。北辛文化魯北類型發現的墓葬也很少，僅見于后李遺址，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未見葬具，少見隨葬品，說明當時社會生活資料還很有限，先民主要還是過著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生活。北辛文化時期雖然已開始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但由于生產力的相對低下，這種家庭主要還是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婦女在社會事務和生產上的地位依然高于男子，大家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私有財產幾乎不存在，即恩格斯所說的“共產制家庭經濟”模式。但到了北辛文化晚期，開始出現少量的剩余財產，不排除此時已有私有化的傾向或是開始孕育私有制的萌芽。（作者張卡）責任編輯胡旭陽